壹、德國法
一、實習護士案
（一）案例事實
原告係北萊茵／威斯特法倫邦某療養院（被告）之實習護士，依該邦社會部部長之行政命令，實習護士若結婚，最遲必須在當月辭職，而原告在任職時已表示接受此項規定；嗣原告結婚，被告即表示實習關係已消滅，原告遂請求確認單身條款無效。
（二）法院見解
法律行為違反善良風俗因而無效之前提乃是：客觀上須違背社會共同感情，且其行為亦應受道德非難，本案被告係依行政命令而與原告訂立單身條款，且相信此舉乃為維持療養院秩序所必要；是以，此項客觀上雖屬不當之約定，並未因之當然背於善良風俗而無效。
然而，基本權不僅在保障個人之自由權以對抗國家權力，而且亦是國民生活之規律原則，對私法交易有直接規範性。就此而言，基本法第6條保護結婚及家庭之規定，係為一種價值判斷上之「原則規範」且係屬「制度保障」，對公法及私法均具有直接拘束力；而結婚須離職之約定係以間接強制方法阻礙結婚，不利於婚綑，應認牴觸基本法第6條第1項。
此外，人性尊嚴是法律秩序基礎，應作為國家行為之準則，每個國民均應尊重之。在人性尊嚴要求下，個人得以自主形成其生活，尤其是「結婚自由」──此亦是人格自由發展之重要成分，直接或間接的強制結婚、禁止或阻礙結婚，均屬侵犯「人性尊嚴」及「人格自由發展權」。故而，單身條款牴觸基本法第6條第1項，第1及第2條，係屬民法第134條所謂之「違背法律規定」，因而無效。
二、預備警察案
（一）案例事實
原告在1958年l月加入薩爾邦（Saarland）之預備警察，並簽署如下之「聲明」：「本人表明遵守如下事項：（一）預備警察之成員鑒於警察之結構，在訓練期間內負有居住在警察宿舍及參與集體伙食之義務，（二）預備警察之公務員基於前述原因，在訓練時間其婚姻之締結需經內政部之部可，（三）前項許可只有在完全特別迫切的情形下始可被授予，（四）公務員於預備警察訓練結束前，在欠缺必要的許可下所為之婚姻締結必須自我排除，任何未經允許之婚姻締結均視同不可撒回的及自己提出的免職申請。
嗣後，原告於1958年9月27日 ，以其已於1958年1月訂婚，未婚妻之父死亡多年，且其母左半身罹於癱瘓而難以痊癒，極需原告照顧為由提出結婚申請。在被告機關於 1958 年11月3日 拒絕許可後，原告旋於1958年11月11日 結婚。二個月後（1959年1月5日 ），被告機關依德意志警察公務員法（PBG）第8條第2項，及德意志公務員法 (DBG）第7條第2項、第22條第1項及第60條作成行政處分，將原告予以免職，原告則起訴請求撒銷免職處分。
（二）法院見解
法院首先確認並非原告之結婚，而是原告對聲明之簽署(unterzeichung)，足以視為可推測的免職申請。同時亦指出：此種特別的公務員職務義務之承擔，並非「職業公務員體制結構原則之核心成分」，其只能基於進入公務員關係之自願性予以正當化。
但法院亦重申，基本權並非授予國民自由予以處分，而是基於國民乃是作為社會之分肢（Glied)，且亦基於公共利益而授予。基本法並非視人為孤立的個體，而是視其為社會中負責任的生活成員。是以，個人之自願性於此亦有界限。
然而，於本案例的情形，作為界限的不是人性尊嚴，原告作為人之尊嚴並未被侵犯；蓋原告並未完全被妨礙而不得結婚，原告得以自由決定是否選擇以警察作為職業，亦可在任何時間自由決定脫離公務員關係，而排除此種義務之承擔。此外，行為自由權在結婚困難化的取向上僅僅被間接涉及，蓋於此僅只在特定的時間內受到限制。故而，法院認為於此關聯上，對自願性之界限具決定性意義的並非是：是否及在何種程度下，國民得以有效拋棄基本權之行使。
法院指出：於此作為判斷標準的乃是基本法第6條第1項及第2條第1項。婚姻及家庭並非僅作為制度而受保護，締結婚姻及建立家庭之權利亦是特殊的基本權規範，而非只是客觀的憲法規定。任何妨礙或困難化之限制，因而均與基本法第6條第1項衡突。除此之外，此等限制亦須衡量受基本法第2條第1項所保護之人格自由發展（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）：一方面，基本權具原則上不可拋棄性之特質，導致此等限制不能經由自願性而正當化；且由基本權對社會之意義，亦致使在受基本法第六條第一項保護範疇內之侵犯，必須適用特別的標準以衡量此等限制。另方面，在個人人格之發展中的人及個人「自我選擇的拘束」，亦同樣受基本法第2條第1項所保護。
前述兩個衡突的基本權規範間之比較，只能透過在個案中「利益衡量」而為之：於本案中，若「自我選擇的拘束」係源自特別的職務上事實而為「職務上絕對必要的」，則自願進入公務員關係中之「結婚許可」即受私法自治保障而享有優位；反之，若締結婚姻及建立家庭之權利應受尊重，則亦為私法自治設定了界限，國民若「反對自我本身受保障」（ gegen sich selbst zu schutzen ) ，即為逾越了此等界限。
在此認知下，法院據以為衡量標準的乃是子女地位之保護。法院認為，雖然在法秩序中，婚生和非婚生子女之身體與精神發展及其社會地位，應由立法者予以同等對待（基本法第6條第5項）；但此一單純的憲法委託，卻正足以反映非婚生子女係處於劣勢的法律地位。公共利益應存在於：任何一個待產的小孩，在可能的情況下均在婚生的家庭關係下出生，並作為此種生活共同體之成員而生長及發展；故而，未出生子女受基本法第6條第1項所保護之法律地位，相較於被告機關之職務的必要性應享有優位。是以，預備警察公務員結婚申請之拒絕，由於致使公務員已出生的子女成為非婚生子女，在任何情況下均違反婚姻及家庭之保障。被告機關依據結婚許可規定所作成之免職處分，因而乃是違法的行政處分。
貳、我國法
一、預立結婚辭職書之性質：
在我國金融體系中，存在著如德國預備警察單身條款之類似協議，這其中尤以信用合作社長期延襲日據時代之作風而仍保留此種協議。以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為例，十信之員工受僱時即曾被要求簽訂如下的承諾書：「立承諾人茲因進入貴社服務，願向貴社承諾左列條款，如有觸犯任由貴社依規定處置，絕無異言。一、願意恪遵法令暨貴社規定之各種章程與命令。二、女性員工願意於結婚前辭職，僱用期限因結婚而條件成就，期限屆滿，離職時，除貴社章程有支給規定外，不得提出任何要求。三、願意於離職後，永遠保守貴社及往來顧客業務上祕密。」。
此種在女性員工作任職之初，即預立結婚辭辭書之做法，顯係以私法契約之方式（勞動契約中之條款或其附合契約），迫使女性員工承擔在任職期問內不行使「結婚自由」之不作為義務。此種基於女性員工表面上的自願同意，經由契約促使其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的「結婚自由」（大法官釋字第362號、第552號解釋參照），致使「結婚自由」此一基本權地位受到縮減之私法行為，在性質上亦屬本文所稱之拋棄基本權（基本權不作為義務之承擔）。
二、預立結婚辭職書之效力
單身條款在本質上涉及拋棄基本權之問題，其效力則應視對基本權之「第三人效力」所採取之立場而有差異。於我國司法實務上，台灣高雄地方法院78年度5月份法律座談會，即曾研究所提出之單身條款問題：「甲女受僱於農會之初，預立於任職中結婚即辭職之辭職書，其效力如何？」而司法院第一廳亦明確表示其採取間接適用說之立場，而成為截至目前為止廣受採引之代表性見解。
在該法律問題研究意見中，甲說主張：應認係該僱傭契約為附有解除條件之契約，亦即甲女結婚，解除條件成就，辭職即發生效力。反之，乙說則主張：按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，為憲法第七條所明定。又人民「工作權」及「結婚自由」均受憲法保障，觀之憲法第15條及第22條自明。本件農會僅要求女性受僱人於任職時預立婚結辭職書，顯然以性別為理由而作無合理性之差別待遇，有違憲法男女平等之精神，亦無異限制女性「結婚自由」之基本人權。基此，應認結婚辭職之約定，有背於民法第72條之「公共秩序」而為無效。座談會中結論是：多數贊同乙說。高等法院審核意見亦為：同意乙說。
司法院第一廳之研究意見則為：1.按甲女受僱於農會之初，如因農會之要求，必須預立於任職中結婚即辭職之辭職書，該辭職書之訂立，可認為具有「附合契約」之性質，非當然具有其所約定之效力，仍應就約定之內容為具體衡量，以定其效力之有無。2.次查，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，為憲法第7條所明定，又人民之工作權及其他自由權利亦受憲法保障（憲法第15條、第22條）；僱主要求女性受僱人預立在任職中結婚即辭職之辭職書，不惟破壞憲法保障男女平等之原則，並且限制人民之工作權及有關結婚之基本自由及權利，該結婚即辭職之約定，可認違背我國之公序良俗，依民法第72條之規定，應屬無效，原研討結果採乙說，核無不合。（司法院78年8月 (78) 廳民一字第859號函參照）
由以上研究意見可知，實務上係基於基本權之「間接第三人效力」，透過民法第72條「公序良俗」之轉換，據以認定涉及拋棄基本權之單身條款，因牴觸憲法上平等原則及結婚自由保障，在民法上係違背公序良俗之法律行為而為無效。此項見解，兼顧私法自治之尊重及憲法中基本權之價值決定之拘束性，實值贊同。
~~民揚法律事務所/高烊輝律師 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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